杜甫是出生日期。

关于杜甫的生卒年,在元稹的《唐工部袁外郎杜君墓碑文》和《唐书》新旧版本中,不仅文字模糊,而且多有出入。经过历代学者的仔细甄别,最终确定其出生日期为公元712年。至于具体日期,从宋代的吕大方、陆谷、黄鹤,到清代的钱、秋、杨伦,甚至街坊的闻一多、朱岱、冯至,各派所写的年谱、传记,都因为史料的缺失而缺失。直到1958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才出版了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纂的《杜甫年谱》,并在《公元712年》一文中正式公布:“正月初一,杜甫生于河南省珙县东二里窑湾。据《杜京兆工部诗年表》:“公生于正月。”十年天宝诗《杜威斋守岁》云:‘四十明过。’大历三年正月《元日显宗武》诗曰:‘诗犹写,生日更叫。’据此可以确定其生日在1月。“这一年恰逢唐玄宗李隆基登基。如果杜甫真的生于正月初一,那么宋代诗人王禹偁所说的“子美聚开一片新天地”(《简仲微》)无疑又增添了一点特殊的含义。

在这本年谱的前面,有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长恒写的介绍,称“此年谱是在杜甫生平及写杜诗的时间地点编撰而成,一目了然,一切不详,按年及时,有谱系”,并对其家人的态度和考证的准确性颇有信心。《范范》还强调“编者写此初稿时,语言要有理有据,处处与史实相符,不可考者当存疑”;他特别批评前人“为杜甫祝寿买单”,而“这个问题是基于新的证据,可能已经解决了”。足见杜甫生辰的发现,是编者所推崇的重要成果。在1961年召开的世维会主席团会议上,决定将杜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在下一年,也就是他诞辰1250周年纪念日进行纪念。编辑虽然无法预知此事,但能查出确切的出生日期,可以说是满腔热忱,荣耀无比。

然而,年代学的主要证据来自杜甫的诗。为什么几千年都没人解释,这是必然的。生活在美国的红叶率先发问。他在1962的《南洋商报》元旦特刊上发表了《如何写杜甫》,并介绍了他写《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哈佛大学出版社,1952版)的经历。在该书的第一章中,他就明确表示:“我们无法得知杜甫出生的月份、日期甚至季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版,曾中译本)当然会特别注意新的发现。但他并不认同这种说法,认为“稍加考证就会发现伪造的痕迹”如《杜工部诗年谱》、《正月初一拜寿是‘增年增寿’的一生》;不是母亲的不幸或生日”(这篇文章已收录在中译本的附录中),所以不能接受。然后同年4月11,北京晚报刊登了萧涤非的《杜甫的生日是正月初一吗?”(后收录于齐鲁书局《杜甫研究》修订版1980版)与红叶“证据太弱,无法定论”的观点不谋而合。针对杜甫的两首诗,他做了更细致的分析:“按照我们的传统习俗,凡是进入大年初一的,都是大一岁,所以凡是进入大年初一的,都有资格在除夕夜说‘四十明已过’,不一定是正月初一生日”;在唐朝,农历新年的第一天,像往常一样,一个大家庭要喝点酒。.....说尚献寿更是套路,不能证明这一天就是杜甫的生日。.....就算是正常的酒席,双方之间也难免有祝寿仪式,何况正月初一,又是曹,献上祝寿也不足为奇。“总之,新年常规加一年,大年初一饮酒祝寿祈福,是古老的习俗,但年表牵强,导致过度解读。

时隔多年后,迁居台湾的郑虔于1973年写下杜甫的生日(收录于大安出版社1992版《龙源书学》),并对年谱中引用的证据一一进行了反驳:首先,针对杜甫在京兆所作的《诗年谱》,认为“题名似乎有异,很可能是取了杜甫的诗。”没听说过这本书,只有《杜甫年谱》的语录真是来历不明,看着可疑”;其次,指出“明后四十年”这句话是因为过年,与生日无关。杜甫编年史的作者,不能用西方的习俗从近代来解决中国古代的问题。然后分析“献寿更称礼”这句话是祝人长命百岁,不是现代所谓的庆生,细读全诗,“根本没有生日”;最后,考察了杜甫在元日写的另一篇文章,强调其内容“也只字未提生日的快乐或情绪”,“可以成为有力的反证”。与前人相比,其论述更加细致、透彻。

经过洪、萧、郑等人的考证,显然《杜甫年谱》所主张的新说是难以理解的。但是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还是有人信以为真。197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包括《李白杜甫年表》。在“玄宗元年(712)”一栏,赫然写着:“杜甫正月初一,生于河南巩县窑湾。”虽然没有参考文献的基础上,它应该是指编年史。郭沫若要么看不到洪、郑的批评,要么看不到。没看过的可以忽略,没看过的也不必苛责。就像他之后的郑虔,除了红叶,也是“闻所未闻有异议”,不知道萧涤非的看法。在通讯不畅的年代,完全可以理解。而萧的文章近在咫尺,郭沫若却从未关注过,让人感到十分诧异。这大概和李白、杜甫的写作目的有关。为了迎合观众的需要,他极力嘲讽和贬低杜甫。对于萧这样的杜甫专家来说,肯定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不屑一顾,合情合理。此外,萧的论述未能引起相应的重视,也与当时的整体氛围有关。学术界忙着举行纪念杜甫生日的一系列活动,突然对他的出生年月提出异议,显然不妥。为配合相关活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了1962以来的三部杜甫研究论文集。第三集的内容正是1962十月到九月发表的三十六篇论文,其中有三篇是肖涤非的,充分证明了他在该领域的影响力。但该书并未选取《杜甫的生日是正月初一吗?”,甚至在该书所附的同期报刊索引中,也未见其踪影。是为了维持和谐喜庆的局面而刻意掩盖的吗?原因颇耐人寻味。

以郭沫若在当时学术界的地位,他的意见无疑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同。山东大学中文系萧涤非古典文学系,后来编辑注释了一本《杜甫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版)。萧不仅参与撰写了初稿,还审阅了一些二稿,但未能参与定稿。书中附录的杜甫年表,居然说杜甫生于正月初一,根本没把他的意见当回事。这本杜甫年谱在1981转载,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力。虽然有学者如陈等认为“杜甫的生日不应定在元旦,甚至正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杜甫评点》第一章,1982版),但仍有不少人受此误导。周才全的《杜姬叔录》甚至将它与闻一多对少陵先生编年史的注释相提并论:“杜甫所有编年史,除闻谱外,皆以此谱为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版)虽然没有直接提到生日的问题,但我们应该对此持肯定的意见。王士敬早年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受萧涤非教育,后来写了《杜甫年谱简编》,先后收入《杜甫诗集》(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版)、《杜甫词典》(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版),虽然并不能真正说明老杜生于元代,但可以归之。近年来,一些论著和选集仍把正月初一作为杜甫的生日,但不确切知道的媒体却在津津乐道,火上浇油。其实都只是叫卖的事情。毕竟,不知道杜甫的生日又能怎么样呢?这一点也不损害诗人博大的胸怀和深邃的大气,也不妨碍我们继续研究那些鲜活动人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