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大学曝光“贿赂门”以贿赂留学生为礼物的经历各不相同。

近日,俄罗斯一档电视节目《校园》曝光了该国高校教师受贿丑闻。跟进调查的俄内务部门不仅从一些教授办公室发现大量美元现金,而且有留学生证实,教师曾以通过考试、获得毕业证书为条件公开索贿。

无独有偶,最近在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一向被视为学风和制度严谨的欧洲国家,校园贿赂就像打开的潘多拉魔盒,侵蚀着原本纯洁高尚的师生关系。“拿红包拿证书”已经成为留学生圈子里众所周知的“潜规则”。很多在中国的留学生会花钱,甚至是用身体,来换取一个有贿赂影子的学位证...

是教授的贪婪,学生的绝望,还是欧洲高等教育的体制问题?针对这个问题,本报记者对欧洲多所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进行了调查。

“小恩小惠”请老师喝咖啡,泡吧吃饭,时不时送点小礼物。对于很多“缺德不胆大”的老师来说,这些“小恩小惠”往往会影响到期末一门课的成绩。

只收礼,不收钱。

徐飞是西班牙阿尔卡拉一所大学的本科生。

“我们系有很多中国学生。你也知道,中国人多了,就会出事。”徐飞告诉记者,中国学生的语言比其他欧洲学生差得多。外国学生在小组作业中总是不愿意和中国学生搭档,不懂就只能问老师,占用了老师的个人时间。

几个月后,不知道哪个同学“主动”开始给老师送礼了。这下可好,老师尝到了甜头,连“交流”都不会了。“上次女朋友从马德里给我带十字绣,正好被那个老师看到了。”徐飞说,女老师立即走过去摸了摸这幅作品,一边欣赏一边说:“我真的很喜欢中国的东西。你给我了吗?”

徐飞看着他的女朋友。“我女朋友回去跟我商量要不要再发一张图给老师。当时我笑她多此一举。”但接下来的一个月,老师总是有意无意地在徐飞面前提起这件事。还有一年就毕业了,听说学校会负责推荐实习单位。女朋友背着徐飞偷偷送来国内客户的材料,没日没夜地辛辛苦苦绣了一幅两米多长的山水画,让他找机会送给老师。看着桌上装裱好的“礼物”,徐飞叹了口气:“都是那些学生用的。”

徐飞告诉记者,由于学校的制度,这里的老师一般不敢直接收钱。“只是他们比较聪明,除了钱,别的都不好说。”

“红包”类型

扔掉“为人师表的尊严”这块遮羞布。如果说行贿是校园里众所周知的秘密,那么一个装满钞票的红包自然会成为“不倒”的护身符。

直接把钱打入老师的银行卡,王琦莫斯科著名高等艺术

大学生

在俄罗斯,大学课程分为考察和考试。考试的课程是老师给的,题目印在一张32寸左右的纸上。检验课程往往只是口试。如果有的同学平时一直是全日制的,平时能更好的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可以免考。每个学生入学时手里都有一本考试用书,上面有4年要学的课程名称,学时,考试日期,老师签名。这本书写满了,就意味着可以拿毕业证了。

“这样,老师的权力就大了。没有卷子,老师说了算。”王琦说,正是由于俄罗斯大学的教育制度,贿赂已经成为校园里众所周知的秘密。

“例如,在语言学校,一些老师给学生制造麻烦,并从中获利。到了预科,要安排宿舍和课程。如果你不‘表现’一点,你可能会被安排在最差的班级,最差的宿舍。”王琦说。

“预科结束后,还有入学考试。有同学为了顺利入系,特意准备了1000多美元跑校外事务处、系主任、主管老师、导师。即便如此,由于专业课和俄语太差,该系还是没能考上。至于送出去的钱?那绝对不退!”

如果你加入这个部门,一切都会好吗?不一定。每年期末考试,总有老师会“卡”学生。有老师甚至说有两种方法可以通过考试,一种是课后私人辅导,另一种是在考试前给他8000卢布(约合1865人民币)。考试的时候可以随便写,写什么都无所谓。

于是,在一些有钱学生集中的院系,有些学生要花上几千块才能通过一次考试。

“以前给老师钱的时候,我会害羞地把卢布塞进信封里,在作业里悄悄上交。至于现在,直接发银行卡才是真正的‘人性化’。”王琦无奈地说道。

“不要害怕牺牲”说的是你只有放弃才能得到。如果你敢于向导师“牺牲”,有时候你得到的不仅仅是高分和文凭,还有工作和“长期饭票”。

导师离婚了,她当了助教。

张青是意大利北部一所著名科技大学物理系的研究生。

短短几年,她通过了语言关,完成了硕士课程,进入了实习阶段。当和张青一起来到意大利的中国还在为本科考试苦苦挣扎的时候,她就要拿到硕士学位了。然而,这一切并没有使张青成为同学们羡慕的对象。说起她,同系的留学生冷笑道:“哎,那个男的,我能说什么呢,愿意出钱。”

张青的同学告诉记者,张庆刚入学时,和大多数中国学生一样,他的语言很难,上课听不懂,课后无所事事,他担心如何赚够明年住校的学分。直到有一次,她发现教理论力学的导师对她特别热情。虽然她半生不熟的意大利语一般人很难听懂,但这位年龄大到可以做她父亲的导师却从不费心对她进行一对一的指导,甚至关心她的生活细节:你吃早饭了吗?你住在哪里?你有男朋友吗?

心领神会的张青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在这个教授的课上,她的领口越来越低,裙子越来越短。至于作业?“如果做不到更好,难道没有机会单独和导师接触吗?”张青的同学说。

不久,学生们看到张青和他的导师成双成对地在校园里漫步。“最夸张的是,有一天晚上,在学校旁边的酒吧里,我们看到她穿得醉醺醺的,抱住了导师的脖子。他们两个互相搀扶着进了老师的公寓,一整晚都没有再出来。”

无论你付出什么,你都会得到。今年夏天,张青即将得到一份家庭教师和助理的工作。部门里盛传,这个导师目前正在和妻子办理离婚手续。

同性恋导师逼我做男朋友。

刘一毕业于马德里一所著名大学,获得硕士学位

说起毕业文凭,26岁的刘一摇了摇头,这与一个他不愿提及的词有关——“性贿赂”。

那时,刘一正在攻读硕士学位。“就我来自中国而言,我可以想象其中的难度。刚开始几周完全不懂,只知道抄课堂笔记。”

就在这时,刘一对导师塞万提斯的“无微不至”的照顾受宠若惊:“他总是问我能不能跟上,他会抽时间单独辅导我。他还说想学中文,问我能不能做跨坎迪欧的学习伙伴。”

接下来的日子里,刘一把这位四十出头的导师当成了朋友,时不时去他家做客,或者一起出去喝酒。

“有一次,塞万提斯神秘地告诉我,他要带我去一个好玩的地方。我也没多想。到了之后发现其实是个同性恋俱乐部!”刘一突然变得愚蠢起来。他从未想到他的老师是同性恋。“更可笑的是,他介绍我的时候,竟然说我是他男朋友!”

从那以后,一切都不顺利。“上课的时候,他和我平时没什么区别,但是下课了,电话和短信就没停过,我都快崩溃了,他也看得出来我在故意疏远他。”

如果是软的,那就是硬的。考试前几周,塞万提斯在课后把刘一留了下来。“他说我的报告有问题,然后暗示如果我不是他男朋友,我就不想毕业了。”

老师下了一个月的最后通牒,但刘一心里挣扎,却不得不屈服:“我终于考上了那所大学,毕业后的文凭就相当于我的工作,而且他是我的导师,我得罪不起。”(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使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