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龙宁夏大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历史悠久。灵武市水洞沟旧石器文化遗址出土的石器、骨骼和火迹表明，宁夏早在3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他们创造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水洞沟文化”。解放后，宁夏发现了许多“细石器文化”、“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遗址。这些遗址表明，在67000年至34000年前，宁夏南北的“居民”已经从母系氏族社会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开始从事畜牧业和农业生产，并与中原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商周时期有游牧部落活动，称胡(北帝)、羌(西戎)，后称鬼戎(荀彧、浑州)。我在周宣王的时候，在太原(今固原地区)做过一次入户调查，调查显示，太原不仅人口多，而且还有一个行政系统。春秋战国时期，固原南部属秦，其余地区居住着夷曲戎、燕等部落。
公元前221年，秦吞并六国后，建立中央政权，宁夏属北地郡。
西晋末年，匈奴人赫连勃勃于407-431年建立地方政权，定都通宛城(今陕西省靖边县)，管辖宁夏。
唐朝全国分十路，宁夏属于关内路。唐朝在灵州(今灵武市西南)设太守府和朔方节度使。安史之乱期间，唐肃宗于756年在灵武登基。
公元1038年，党项首领李元昊建立了以宁夏为中心的大夏王国，取名大夏(因地处宋朝西部，史称西夏)。兴庆府(今银川市)定都，疆域“东有黄河，西有玉门，南有小关，北有大漠”，“两万余平方里”，与宋辽金政权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元朝灭西夏后，设置宁夏府路，开始迁入回民。
明朝建立宁夏魏，大量回民被安置在灵州、固原地区作为“驻防户”。
清代建宁下府。乾隆年间，银川发生大地震，原址损毁严重。乾隆皇帝拨巨资重建家园，在郊区建新城，称新城。乾隆以后，“宁夏离平凉一千多里，回庄我尽知”，成为中国最大的回族聚居区。民国初年设立朔方道，1929改为宁夏省，辖内蒙古自治区除固原、阿拉善左奇、阿拉善右旗、额济纳旗、磴口县外的现有市县。
1949年9月23日，宁夏解放，仍沿用宁夏省原名。其管辖范围与中华民国相同。1954年，撤销宁夏省，阿拉善左奇、阿拉善右旗、额济纳旗、磴口县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其余地区并入甘肃省。1958，10年10月2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辖甘肃省银川地区、吴忠回族自治州、西海固回族自治州和靖远、隆德县。65438年至0969年，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奇和阿拉善右旗的五个公社并入宁夏。1979年，这些地区被调回内蒙古自治区。
黄圳花这个名字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它确实符合黄先生不求闻达的人生精神。他一生与语言文字结缘:50年代鼎盛时期，在人民大学辅佐吴先生，为汉字改革立下汗马功劳；此后做了20多年的“右派”，在吕叔湘先生的照顾下靠多语种翻译工作为生；20世纪70年代末，他重返正式工作岗位。虽然辗转过几个工作单位，但他对中国北方古代民族文字的解读，如契丹、女真、西夏等，仍然颇有建树。上世纪90年代初从北京图书馆敦煌信息中心退休后，我仍坚持写作，在自己的房间里以新颖的思路和充分的论证完成了一篇又一篇文章，尤其是关于汉字溯源和汉藏同音字构造等发人深省的观点。可惜他孱弱的身体不允许他将这些想法一一付诸实践，学术经验也因为没有正式的学生传承而难以为人熟知。
黄先生于民国时期就读于哈尔滨外国语学院，并毕业于该校。这所后来并入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的学校，造就了他优秀的俄语知识。新疆博物馆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新疆探险史》和《苏联中亚考古》准确翔实，文字通顺，是王先生壮年时期的优秀译作。而他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1978第2期)上的文章《近30年来苏联西夏学述评》，是对当时国内西夏学遥遥领先的苏联学者工作的总体评价。这篇文章没有什么俗气的地方是目前流行评论文章盲目追捧的。大量篇幅指出，虽然苏联学者在1929年在科兹洛夫与中国西北边境的黑水城挖掘西夏书库的庞大藏书有其便利条件，但汉学基础的薄弱和某些意识形态的影响导致了西夏研究中不可忽视的缺陷和疏漏。这些主要基于黄先生深厚的俄语功底，堪称新时期中国西夏研究第一篇。同时，这篇文章也体现了黄圳花先生一贯的治学风格——严于律己，字里行间处处可见，即使与当时仍有痕迹的大小字报纸的文笔相比，温璜也不骄不躁。老先生在《论西夏语同义词的词源学研究》和《再论西夏语同义词的词源学研究》(分别见《民族语言》2002年第5期和2003年第5期)两篇文章中，对自己参与编写的《文海研究》一书的错误深表忏悔，并毫不留情地指出，当时急于寄给出版社，现在我们自然明白这个现实，所以我们很佩服王先生这种无情解剖自己行为的心态。
这位老先生确实是学习语言的天才。俄语就不用说了，还精通英语、法语、德语、日语等常用外语的使用。此外，他还校对了一位罗马尼亚政治家在中国出版的罗马尼亚语文集的中文版。值得一提的是，王先生还精通许多奇特的古代语言文字:比如中世纪享国一个多世纪、当时在中原与宋朝对峙的辽、夏、金政权，都创造了自己的官方文字，即现在已经绝迹的契丹语、西夏语、女真语。这是黄先生努力的重点，他对这些人物的理解极其深刻；而其他几个曾经流行于中亚和西蜀的古汉字——粟特语、记录东伊朗语的于洪语、记录西北印度方言的博禄语，也得到深入研究。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粟特语及其文献》、《于洪》等几部总结中国古文字的目录及相关期刊论文。据说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时，总是被要求识别别人不认识的陌生语言，他从来没有失望过。回想起这种情况，“活字典”这个词突然出现在斯里兰卡人的面前显得特别栩栩如生。时至今日，据说中国只有少数学者知道的语言，而盛唐时期曾在长安胡商中流行的“国际语言”粟特语，在黄先生身后几乎成了空白，无人能知！
在当代中国，一个外语(包括民族语言)研究者最怕的是对自己母语的深刻理解和高超掌握。黄先生在这方面是个例外，这尤其有助于他解读与汉字关系密切的中国北方民族的古文字。比如西夏人编纂的广韵式字典《文海》的校勘，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西夏语音的建构，他完全采用了清代陈立《切韵考》中通过广韵联系上下字来概括中古汉语的音标、韵、调类的传统方法，这是西夏研究的前辈们从未尝试过的，但他用汉语小学与西夏人。这是黄先生熟悉中国传统经典的生动体现。21世纪初，王先生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汉字的流传与借用模式、纳西戈巴文字源流考、古彝文源流考)，集中探讨了契丹、西夏、女真乃至纳西戈巴、彝、韩、日等文字的相似性，其根源在于他大量借用了汉语常用字，体现了他对汉语俗字的运用。试想一下，我们对某一方面的把握并不深刻，但黄老师在很多方面都保持同步，并不太肤浅。我们不得不佩服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学习伴侣的坚持和踏实！
我去过老先生家两次，踏进门的唯一印象似乎就是四面八方不屈不挠的书架和夹在其间的满满的书。与普通人的收藏多以中国古籍或国内出版物为主不同，这里的收藏主要是外文资料，涵盖了相对常见的俄语、英语、法语、德语、日语、希腊语、拉丁语、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以及大多数人不熟悉的粟特语、于阗语和萨摩耶语(类似于芬兰语和匈牙利语的语言)的资料，这是很多国内资料根本无法做到的。所以说季羡林先生深为看重的两位当代学者，一位是老黄先生(另一位是上海汉语词典出版社的徐文侃先生，专门研究伊朗语、弓音等东方印欧语)；大家知道，嵇先生的专业是梵文、东北文等。的所谓印欧语系，而他的互相欣赏大概与黄和徐都曾获得印欧语系的无知有关。
近代语言学的大飞跃，有赖于欧洲学者在19世纪通过比较东方的日耳曼语、罗曼语、波罗斯拉夫语和印度伊朗语的形式，建立了系统严密的印欧语系理论。尽管这种方法论自马史文通以来就不断被中国语言学界的先贤们引入，但在语言氛围完全不同的今天，掌握几种印欧语系语言并及时吸收这一完整理论的元素的艰辛努力却很难在中国找到。比如，地处东方的阿尔巴尼亚语和亚美尼亚语在20世纪中叶最终被西方研究者归为印欧语系的细节，我们很少知道。而阿尔巴尼亚语和巴尔干语的混淆，以及伊朗语对亚美尼亚语的长期渗透，可以和东亚的藏缅语族和南岛语族的相互融合，以及汉语对南方壮侗苗瑶语的质的影响相提并论。当我们感叹国外的成功经验往往难以及时有效地推动国内相应研究领域的突破时，老黄先生对印欧语语言学这一“枢纽学派”的深入研究尤为显著——他的努力最终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结果！
王先生不轻易见客——我很幸运地通过他的一个密友进入，但他对他后来的学习相当热情。当我得知我对研究闪族语言感兴趣时，他给了我一本在中国很难找到的便携式希伯来语-英语旧约。在给我讲一些需要举例的问题时，他常常不顾自己严重的心脏病，爬上爬下找稿子指导我读。我不能忍受但我不能阻止它。我还得看着他在忙完饭后抓着氧气袋使劲吸。虽然我和老公只见过两次面，但那两个激情奔放的下午，给我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回味。记得当时王老师讲的最多的就是汉藏语语源的突破。把握一种语言中具体词语的语境，本质上是为语系的建立和完善奠定基础，从而有可能诞生更普遍的学科方法论，这正是印欧语系建立和历史比较语言学诞生的轨迹。今天，汉藏语系假说在验证的道路上进展缓慢甚至停滞。我们何不静下心来，实际研究一下印欧语系的改进过程？黄先生在这方面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因为他亲身经历了学习许多印欧语系的语言。他认为散落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籍中的一个语义元素的多重表达，实际上反映了隐藏在不表音的汉字外壳下的许多民族语言的古老形式，汉字的“写同文”功能远没有秦始皇令那么晚和自觉；后来辽夏金时期仿汉官字的出现，实际上只是基于政治原因和民族意识而临时刻意的凸显——与党项语紧密匹配的西夏文字，在夏朝灭亡后，在河西走廊一直沿用到明朝中叶，就是汉字这种超语言功能的反面说明。王先生对汉藏语同形异义词的研究，是因为有这样一把“每一把锁都要打开”的钥匙，他对纳西戈巴语、古彝语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可惜，天空不是假的！就像我们的另一位“国宝”——毕生致力于翻译希腊文学的罗念生先生一样，“希望上天再给我半年时间，让我以诗体译完《伊利亚特》”——然而，由于住所暖气过早中断，刚刚脱离癌症魔掌的罗先生只能带着三分之二的未竟事业遗憾在1990去世。
黄先生对语言的伟大研究，并不止于对个别语言的孤立和征服。早在人民大学语言研究所工作时，他就编著了《比较文字学讲座》、《西方语言结构概论》等油印本给学生授课。而王先生成熟的译作《19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科学出版社，1960)通顺简练，体现了译者对原著理论的深入理解和对原著语言的熟练运用，得到了先生的高度评价，成为许多人进入语言学殿堂的唯一门槛。清华大学中文系已经把这本书列入学生必读书目，准备再版。然而，黄灿先生不——似乎没有必要——再修改一遍，看它再出来！
去年冬天去拜谒王先生时，王先生指示我，在处理具体的词汇比较时，要注意用词的时代可比性与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一致性，要记住历史语音演变中“宁繁不简”的必由之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似乎是王先生一生中唯一完全信服的人。他曾经亲口对我说，“十个黄圳花绑在一起也打不过一个伯希和。”——此话令人想起反右时有人提出全国人民都要有一份史料的“奇闻”，从而超越陈寅恪先生对中国史籍的超乎寻常的熟悉。根据我的粗浅经验，博大师师从法国著名汉学家沙角，通晓东西方多国语言。他善于在细微的考证中准确理解。这种理解——不局限于琐碎材料的完全准确，还与东方哲学的精神内核相连——是建立在大师本人伟大的中西学之上的，但他的背后很难有幸运。看家里，情况特别困难——也许吧。
黄先生对汉藏语系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在迄今为止极为薄弱的词源学领域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并对其进行了初步的应用。他的许多未发表的手稿深刻地反映了这一思想，目前并不为更多的人所知。当时我还接受了一个任务，就是整理一份王先生的《西夏字结构分析》手稿。这份手稿是用书写纸装订而成的，六千多个西夏字用粗粗的毛笔痕抄写。在字里行间，有逐字逐句的解剖学演示和其他精美笔迹的相应注释。这一章的简单并不能掩盖清晰和发人深省的内容。今天想来，这一举动既有预言之言，也有“托付孤儿”之意。我是后来者，见识不多，我要尽我所能不辜负老先生的嘱托，不要让这种思想湮没，从此真正沉寂。
2003年7月20日初稿
修订于2003年6月24日+065438+
附录:黄圳花先生主要著作的简要目录
1.评王静茹先生近年来的西夏学著作:考古1974第6期。
2.近三十年来苏联西夏研究述评：社科战线1978第2期。
3.女真国鑫品牌的发现(合作)；社科战线1979第2期。
4.契丹语“山”与“山”的考证——契丹文字结构新探:社科前沿1981，第2号(注:此处第二个“山”字右上角单引号表示是类似契丹字，非笔误)
5.余毓文及其研究；第三期中国历史研究动态1981。
6.粟特人及其文学；中国历史研究动态，第9期，1981。
7.俞懿文；中国古代民族文字，北京:中国古代民族文字研究会1982。
8.女真语(合作)；中国古代民族文字，北京:中国古代民族文字研究会1982。
9.明代女真女儿干《永宁寺碑》新解:中国地方志，2号，1983。
10.女真词欧屯亮碧诗(合作)初释:民族语言，2号，1983。
11.文海(合作)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12.《西夏语词典》、《文海杂类》及其研究——兼从西夏文献看西夏社会概况:《中亚学报》第一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13.苏联乌孙考古(合作)；乌鲁木齐乌孙史料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14.西夏土地买卖文书考辨:白斌[编辑。]西夏史论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
15.西夏语音系统的构建:白斌[编辑。]西夏史论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
16.日本西域考古与历史研究:考古参考1984第三期和第四期一起出版。
17.《郎军契丹游记》新解:宋辽金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
18.《契丹文·天干之名》考辨:考古与文物，4号，1985。
19.苏联的敦煌学研究: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学报，第4期，1985。
20.法国敦煌学研究简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学报，第5期，1985。
21.吐蕃文化对西夏文化的影响：西藏历史研讨会论文集，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
22.《西夏文词典》版本及校勘(合作)；包含“国家古籍”1986号。1.
23.契丹语分支名称考辨:国家古籍，第2号，1986。
24.《黑程心新西夏文字相似性初探》；里面有文物，7号，1987。
25.黑水出土西夏森林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2期，1988。
26.《范汉和张世中注》(合作整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
27.明代汉藏合本重印翻译西夏经文题记:西藏研究文选，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
28.试释《西峡森林》的翻译:固原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1990。
29.《宁夏新梵文密宗器物》；文物第二期1990。
30.西夏字；黄不凡[ed。[英语泛读材料《藏缅语词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1.试论明代河西译语:固原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1991。
32.《西夏文孙子兵法三注》；李(编。)西夏文学史系列(上)，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
33.《西夏音韵》同序跋考证(合作)；李(编。)西夏文学史系列(上)，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
34.《西夏文圣法条目形式考证》(合作)；李(编。)西夏文学史系列(上)，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
35.类似森林的研究(合作)；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
36.《鄯善鲁文书所见王名考》；中国边疆史地第二期1993。
37.“西夏词汇”部分；藏缅语语音和词汇，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3。
38.余文贤劫千佛名考:中国古代民族文字，北京:中国古代民族文字研究会1993。
39.契丹文字新解:载文史第三十七辑(北京:中华书局1993)。
40.《吕文归霜王研究》；《西域考察与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
41.对清代“河西译”的再解读:“中国古代民族文字研究”系列之四(北京:中国古代民族文字研究会1996)。
42.《白狼》王元益《乐的歌》新解: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1998。
43.“名义考阴阳师”(合作)；燕京学刊，第6期，1999。
44.汉字的传播及其借用方式；赵黎明和黄国英。]汉字的应用与传播，北京:汉语教学出版社，2000年。
45.纳西族戈巴文字源流考:《燕京学刊》，2000年第9期。
46.西夏语同义词的词源研究:《民族语言》，2002年第5期。
47.古代彝文起源考辨:发表于《金文学术》2003年第1期。
48.再论西夏语同义词的词源研究:《民族语言》，200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