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星”黄宗英
我是在65438-0984年北京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认识宗英姐姐的。那天,我正在京西宾馆办理上海作家代表的登记手续。我看见一位高个子女士朝我走来,她留着长长的卷发,穿着棕色皮夹克和马靴。直到她走近我才认出黄宗英。后来得知,宗英姐姐刚刚从央视电视剧创作中心《小房子》的拍摄地赶到北京参加会议,这是她第二次进藏。
多年从事电影工作,成为“双星”
我和宗英姐姐的交往发生在她嫁给冯之后。她头疼得厉害,止痛药里有吗啡,属于内控药。宗英姐姐在北京没有医保,开不了一种叫“再普乐”的特效药,所以一生病就找我“帮忙”。我收到“求救信”后,去华东医院搬“救兵”,然后迅速送到北京。她就是这样给我写了20多封信,信里还告诉了我她生病的来龙去脉。
1959开头,黄宗英在电影《聂耳》中饰演舞女冯峰。有一天,电影局领导突然宣布,她从电影演员剧团调到电影文学创作办公室,专门写剧本。黄宗英听了大吃一惊,脑袋立刻像炸开了一样疼。由于过度焦虑,他落到了至今纠缠不清的病根上。
其实电影局调走黄宗英并不是一拍即合的决定,事先已经有所触动。1949年5月,上海刚刚解放,黄宗英和电影明星积极参加昆仑公司组织的慰问解放军演出。演出中的谢幕词、连载词、集体朗诵词、谢幕词都是黄宗英写的,所以被剧团称为“一支笔”。1952年,她还出版了一本随笔和观感的书,这在当时的电影明星中是非常少见的。次年,黄宗英被上海电影局选派参加中央电影局主办的电影剧本创作研习班,期间完成了她的第一部电影剧本《平凡的生涯》。
调入创作院不到三年,我国开始对演艺界优秀电影演员实行明星制,同时推出在全国各大影院悬挂电影明星个人照片的措施。入行多年的黄宗英因为转行错过了。几年前,我问自己错过了成为电影明星的机会,有没有后悔。宗瑛姐姐摇摇头,平静地回答:“都一样。现在不好吗?”我对她说:“现在你不仅有很多粉丝,也有很多爱你文章的读者,你成了跨界的‘双星’。”她听后开心地笑了。
黄宗英作品集* * *四卷:存在的世界,微笑的光扛着大旗,我是公开的老而纯的爱。
宗英姐姐自从脑梗后,病情每况愈下。她的医疗关系在上海,北京的就医和住院成了最大的问题。无奈之下,她只好先回上海治疗。她在给我的信中说:“政威,最好给我预约21入住华东医院,加床也可以……”2004年7月23日,我和同事李、冯佩玲在新火车站见面。这一次,宗瑛师姐双腿无法行走,不得不用轮椅代步。在去医院的路上,随母亲一起来上海的小儿子赵进得知我们在作协工作,他津津乐道于童年的“老历书”。从作协里的普绪河雕像、爱情花园的喷泉,到巴金、吴强、王希言等老作家,连老诗人文杰、女作家戴厚英都可以谈爱情。原来这个小儿子是赵丹和黄宗英的最爱,经常被夫妻俩带在身边。此时,宗英姐看着这个长得像赵丹的宝贝儿子,抿着嘴开心地笑着。
感人的爱情故事。
我曾经听说在黄宗英和冯的婚宴上,老朋友问新郎新娘他们的恋情。“你们谁先开始窃窃私语的?”“听说你写了100多封情书?”“不,是200多封信……”“老实告诉我!争取宽大处理!”朋友们在黄宗英和冯身边毫不留情地搜寻着底。黄宗英突然急中生智,道:“我坦白,明年,我们决定给你看一个胖娃娃!””“什么?一个胖娃娃?”“是的。"黄宗英笑着说:"我们的胖娃娃是我和二哥的散文集《隐居之书》,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几年后,宗英姐姐在她送给我的《胖娃娃》扉页上写道:“感谢阿伟将这本书藏了多年,令我深深感动。黄宗英,2004年9月17。”因为没有准备印章和印泥,所以按照指纹换成了口红。
如果说《隐居之书》是黄宗英和冯生的一个“胖娃娃”,那么由他们三百多封情书编辑而成的《纯爱——冯和黄宗英的情书》一书,就是另一个先结出果实再开花的“小胖”。这是一场浪漫的爱情,一场迷人的爱情。68岁和80岁两个老人,交换了8个月40多万字的情书。宗英姐姐使冯、焕发青春,而热情睿智的冯成为宗英姐姐心灵的港湾。所以,不管谁用什么眼光看待这件事,宗英姐姐都不在乎。
《隐居的森林》和《纯洁的爱情》见证了冯与黄宗英的动人爱情。
2006年3月6日,我姐姐在给我的信中写道:
阿伟:
.....在别人的帮助下,经过四个月,冯的情书(不包括的情书——作者注)已全部输入电脑并打印出来。那是去年65438+2月初,我对健康的自己感觉很不好。我觉得我应该快点做,以免摔倒,别人就没时间了。
她对百年后出版一本书的计划保密,甚至从未给任何人看过印刷本。有一次,宗瑛的姐姐和已经忘了交朋友的李辉无意中谈起这件事。曾为黄宗英、冯、赵丹等编过书的,觉得把两地的情书合并成一部书信集很有意义。所以,鼓励她。宗英姐姐经不住李辉的劝说,同意了。后来,在李辉的介绍下,作家出版社很快与她签订了出版合同,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是李辉·虹影夫人,她印了3万册。
2005年8月出版《纯真的爱——冯与黄宗英的情书》。然而,就在它出版前几个月,宗瑛敬爱的姐姐冯去世了。怀着悲痛,她给冯写了一封天地间的“情书”作为《纯洁爱情》的序言。这篇题为《致天上的二哥》的文末写道:“亲爱的,在印刷机、装订机、包装机中,在爱我们的读者中,在亲朋好友面前,我们会紧紧相拥。你开心吗?吻你。更爱你的小妹妹。”
宗英姐姐给我的签名簿中,只有这封“情书”没有署名,我并不舍不得。至今我还保留着一大堆宗英姐姐发来的“情书”,足足有几百封,还不时补充。她在给我的信中说:“把书单发给你后,还有十几二十个人没发。请帮我寄,说北京买不到,打电话来要书。”在她长长的纯爱名单里,季羡林、袁庚、徐凤祥、侯娟、亦舒、董秀玉、周明...
她把送书当成生活中的一种乐趣。
宗瑛姐姐给我的书里最常题写的一句话是“感谢我的知音”,有时会让我惊讶。例如,在送给我的漫画《家》的电影版中,标题是:“好朋友鲁正伟,你是我‘家’的人。龙年秋,在华东医院。”到了晚年,宗英姐姐把送书当成了人生的一大乐事。她在北京回上海前夕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为我的《老年禅思》(我自己累了)题词,用毛笔签名盖章65,438+056卷。跑完5000米火炬,我累得停不下来。我就去民航,挂内科急诊。”我心想,这是天生的性格,她很难改变。
好几年前,新书刚到,宗英姐姐就让我发出几百本签名书,有《商人》、《百衣》、《七人集》、《纯爱》。用她的话说,“钱从书里来,又到书里去。”出版社给的稿酬还不够她送书。记得《七》出版后,作协给了宗英姐姐100册。她一发牌就把它们分发出去,并从自己的口袋里买了很多。就算是陌生人要书,她也会给。有一次,宗瑛姐姐交给我一封别人寄给她的信。在背面,她写道:“把这封读者的信送给你,请在《艺术家家庭》这本书到了之后,把纯洁的爱送给延长小学的老师。”
2002年,作者在黄宗英探望她的时候拍下了她的照片。
宗英姐姐在南通赵丹纪念馆,在病房的小桌子上写完了自己写的一本自传。即将退休的主任医师郑想收藏手稿留作纪念,但出于好心,她没有开口。宗瑛师姐看出了他的心思,大方地把这篇五万字的稿子送给了郑博士。当我表示后悔的时候,她只是简单的说了一句:“他喜欢,我就送给他。”
我有一个朋友,爱找各种旧书。他在上海书店偶然发现黄宗英的一部书页泛黄的爱情故事早期作品,花0.15元买下。他让我找宗瑛姐姐在书上签名。这一天,我刚把旧书放在小桌上,还没开口。她伸出手,把它拿在手里。她仿佛看到了自己失散已久的“骨肉”,把它抱在怀里,害怕它再次丢失。后来她告诉我,这是她的第一本书,家里的原版书几经折腾已经丢了。
这本薄薄的书勾起了宗英姐姐的回忆。1950 10,黄宗英应邀出席在苏联召开的第二次世界和平会议。那年她才25岁,同行的还有巴金、马寅初、金中华、袁雪芬、刘亮模。会议期间,他们参观了奥斯威辛集中营、犹太居民大屠杀遗址、波兰的工厂和古城。回国后,黄宗英陆续写了一些故事和感想,这本小书在1952出版。宗英姐姐在书中为这位“爱心人士”写了一封“感谢信”:“蒲建明同志:感谢你让我看到了半个世纪前的自己,第一次认识了你的知音。幸好。黄宗英在上海华东医院,165438+2006年10月24日,美国感恩节。”
2002年,作者在她位于七重天的住所黄宗英为她拍了一张照片。
在和宗英姐姐的接触中,我发现她对身外之物特别冷漠,她有特别强烈的慈善情结。只要她听说有人有困难,她就会伸出援助之手。曾经,她把银行工资委托给我。每当我告诉她涨工资的消息,她都会说:“又涨工资了,老百姓应该有意见。”我赶紧跟她解释:“不只是你们局级退休干部,是普佳,大家都有份。”她听完没有回答。
2008年5月30日,宗英姐姐给我写信说:“请你在6月份拿我工资的时候,从我的银行账户里取1万元,为我捐款汶川地震,汇款费从我工资里扣……”虽然她住院多年,但信息并不闭塞。有一次,她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品学兼优的同济大学学生高身患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晚期,生命垂危。她当即要求作协的晋松以“黄姐”的名义通过银行汇款1万元。
现在,20多年过去了。今年4月,我去看望这位九五荣誉老人的时候,她每天除了看书看报,还写着软纸条日记。
我认为宗英姐姐的纯真是她行为艺术和文学创作最宝贵的源泉。祝她成为艺术常青树,为读者创作出更多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