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把上大学的机会留给谁?
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模式具有做出收益最大化选择的内在机制,也就是说,资本的逐利性赋予经济主体足够的动力在决策中比较各种备选方案的收益,将资源配置到收益最大的领域;一旦实践证明决策不是最优的,决策者就有了调整决策的内在驱动力。非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模式缺乏这种内在机制,但即使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非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模式也不可能被完全淘汰。比如补贴农业,这是各国通行的做法,但是怎么补贴却很有讲究。在东亚的一些国家,政府通过投资不可分割的基础设施(如灌溉系统和交通系统)来补贴农业。在拉丁美洲和非洲,是补贴可分割的商品(如农机和化肥)。实践的结果表明,前者普遍提高了农业生产率,而拉美的补贴主要被地主集团占有,非洲的补贴主要被有政治影响力的部落占有,结果并没有带来预期的农业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两者对比可以看出,拉美和非洲农业补贴决策的机会成本很高,基本相当于东亚农业生产率的普遍提高。这启示我们,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行政对资源配置的干预,机会成本分析也必须引入到必要的行政资源配置中。有权分配资源的政府决策者不仅要考虑将要发生的实际成本,还要考虑机会成本。我们不仅要把资源投入到有利可图的领域,还要努力投入到最有利可图的领域。
但是,仅仅依靠决策者的意识,可能一时可靠,一时不可靠;有少数人可能靠谱,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靠谱。这不是贬低人的觉悟和道德水平,而是说制度比人强。为什么有人会选择上大学,放弃工作的机会?是因为人们预期上大学的收益——投资人力资本——大于参加工作的收益。如果在一个社会中,人们的收入不是取决于其人力资本的积累,而是取决于其他因素,比如谁先参加工作,那么上大学的机会成本就会过高,选择上大学的人就会大大减少。随着人力资本的日益重要,它对社会和经济发展无疑是非常有害的。同样,如果决策者的收入不取决于其决策所带来的收入,那么他就没有动力将稀缺资源用于对社会最有益的目的,这将导致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这样一来,我们草率决策,盲目上马新项目,甚至“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反复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可见,一方面要尽可能把配置资源的功能交给市场,保证市场有效,防止市场信号被人为扭曲,避免出现很多人不选择上大学的情况;另一方面,必要的行政资源配置必须解决对决策者的监督和激励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