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圣街大学
以前我只是从历史的角度去理解政治这个词的含义。在我心目中,政治和统治是二合一的,只是少数人凭借各种关系的力量垄断了它。它的特点是专制和残酷。委托其经营活动的第一手人员多为官僚。其特点是依附权力,媚上欺下,利益结合,势靠势。辛亥革命后十几年的政治变化,更说明了这个上层机构确实腐朽。我二十岁之前关注的政治,只是一个让人感到恐怖和厌恶的现实,而我却无能为力。我空虚的社会理想就是在这种环境背景下成长起来的。
为了研究文学和文化,我认为工作应该属于意识形态领域而不是政治领域,所以我对当时的政治现状很绝望。而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的社会思想理论,却因为散读,从那些作品中,给人留下了一种哲学思维和诗意的印象。明白所有的社会和思想作品都是引人入胜的,这样世界上千千的数百万读者才能从作品中得到热情的鼓励,因为这样的作品既是科学也是诗歌。它不断扩展到世界上杰出的思想家、艺术家和组织者,以及千千千千万万淳朴的年轻人的生活中,做出了千差万别的发展,使人类关系得到了彻底的重建,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形成了人类进步史上的奇迹。但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科学和形而上学,在那个时候,毫无选择地相继侵入我的概念意识,所以对我的影响是混乱的,无系统的。
这种思想的发展与更长远的生活背景有关。我在湖南省凤凰县长大,这里湖南原本是湘西一个偏远落后的县。很多当地的外商,屯丁人,苗族人,都住在一起。由于他们习惯性的歧视和蔑视,他们一直被该省的人们称为“妙子镇”。满清政府为了压迫这一带的人民,把土地全部收归政府所有,小县城有了总指挥官和驻防路。辛亥革命时人民起义失败,城郊死伤数千,受害者多为苗族。从1911年到五四运动,封建政治的瓦解、军阀混战、战火纷飞是这一时期的社会特征,湘西也受到了影响。士兵和大大小小的土匪屡遭砍杀,贪官污吏向农村勒索钱财,鸦片烟被广泛种植和吸食,货物装车时向下运输的石头达500,800多块。
那时我在一个地方部队当办事员。我记得仅在一个秘书处里就有20盏烟灯。我出生在一个破产地主的老军人家庭,在这种可怕的环境中长大。我应该有一种阶级本质上向上爬的感觉,但是生活教育让我看不起。如果我承认社会现实是对的,我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竭尽全力骑在人民头上,用同样不公平不正义的方式争夺权力和财富,然后用鸦片烟毒害自己。因为我否认了这个现实,五四的微波余浪把我推到了北京。
来北方的目的是学习文学和文化,而我首先接触到的显然是有目的的政治。即旧军阀全面崩溃前夕,皖系北洋军阀支、冯、于、金,以地方为单位,以民为赌注,疯狂内战,灯笼一般来来往往。另一批代表地主、士绅、官僚、流氓、买办利益的全国各省800名国会议员,依附于这一政治现实,分成几个小派别,搞纵横离合,争吵不休。中国经过十年内战,剥削加深,国家大部分财富转移到帝国主义军火商手中,成为炮灰。人们太穷了,以至于没有生活来源。即使是在北京大学教书的人,每个月也拿不到应得的工资。然而,在统治阶级的最高层,他整天都在努力争取坤的称号,庆祝自己的生日,举办兰会所。这种现象加深了我对政治这个词的厌恶,也阻碍了我后来对政治的理解。
当时在新知和思想领导方面,自五四以来,虽然对传统的态度都是否定的,但也有分歧。一部分是受苏联十月革命成功的启发,确信中国社会要彻底颠覆,于是有了转折,即强调阶级斗争是革命的基本形式,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有人认为社会革命还不够,走资本主义民主路线更有前途,即提倡学术救国,也大力提倡打砸抢烧,但要避免阶级革命的正面斗争。胡适之的吴志辉就是其中的代表。前者首先组织了学生、工人和农民,特别是铁路、采矿、海员和棉纺厂工人。而后者,却在学校教育领域生根发芽,与民族工商资本家接触,继而右转,一部分成为近二十年来旧政治官场中上层文化的点缀,一部分成为学校里的超政治学者。到了北京,左右思想路线的分野就很明显了。英美学者在讨论科学形而上学,纠结于一堆抽象名词。得到一个印象,这些学者和名人害怕他们对明天的社会无能为力。当时,文学翻译和介绍在国内出版物中占据主要地位。因此,中国的年轻人不禁向往19世纪的一些世界主义文学作家,在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中,长期与传统政治势力和宗教迷信作斗争,推动他们的作品向前发展,这与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世界文化史和社会思想发展史密切相关。我是千千万万年轻人中的一员。我深信国家是真正进步的,实用的知识取代了霸道的权力,理性取代了迷信,自然更容易受到启发。我深信,通过文学向读者注入社会观念是一种必然而有效的方式。不过新的方面虽然在增长,但是成绩并不多。用新文学推翻星期六派和读经派、复古派、浪漫派诗歌是非常容易的。把它作为新的经典,瓦解旧社会所有的上层组织,并不容易。
我个人当时是知道的,但是想到既然一切都接近了开始,前面的路还很远,总要有人远行,不太看重眼前的利益。工作中有一些困难,所以我们必须克服它们。不可避免地牺牲了,或被传统势力迫害毁灭,或由于其他矛盾,举旗带路的人成了后来队伍的垫脚石。总之,这个工作需要人朴实,充满热情和耐心,努力二三十年。必须有许多人,每个人都有烈士的精神,在工作中冲破困难,开辟各种道路。大家都说时代就像一股巨大的洪流,寻求自己所拥有的才是伟大的,但我意识到,人在其中真的很渺小。正是因为我明白个人的渺小和工作可能的局限,我才抱着悲剧的心态去工作。这种态度就是拿着笔学习,实验,学习,实验。
我做的是一个短篇,是文学中最难做的工作,但从五四开始就引起了读者的关注。这部著作的特点是任何抽象的理论都无助于实践。自五四以来,人们喜欢说生活就像一场战争。按照我的理解,这真的是一场持久战!一方面要克服我们文化的落后,另一方面要克服环境。每当我的作品彻底绝望的时候,我就用文学史上古人的经历来安慰自己。认为古今差别不大,德不孤,必有邻,默默接受一切都是合理的。但这样一来,需要接触政治和社会的群体之间的关系自然越来越孤立。由于缺乏对政治与文学关系的深刻理解,我的阶级立场从一开始就很模糊。我的工作积累就这样成了伪自由派的装饰工具,点缀了旧民主自由二十年的要求。而我已经在这个位置上写了二十年了。大革命,9月18日,...我看到了新旧社会斗争的一系列发展,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尖锐,但我却刚刚远离纷争。生活靠伪自由派,思想感情体现在工作上却孤立左倾。
一方面是同事同学脱离社会接触,一方面是阅读范围越来越乱。写作能量旺盛,新兴出版业不断涌现,读者已经扩散到校外的现代企业。我的工作受到了刺激和鼓励,我成了一个写短篇小说的活泼的人。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大部分作品都是在这段时间产生的。
虽然有些作品是进步的,但另一些作品充分反映了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弱点,浮华的文字和混乱的思想,风格但生活很少。它们大多不利于人民革命,而更可能对青年人的前进意志产生麻痹和毒害作用。尤其是一些由佛教故事转化而来的故事,更是我杂学杂用。佛教的虚无主义,荒诞的情怀,文选的各种流派混杂在一起,进而发展成后来的七色梦魇等极端病态,古怪,不健康的格式。促成这种发展的,显然是弗洛伊德、乔伊斯等的碎片化的反映。
政治斗争有时是轻松的,而文学斗争有时随着云起的赞扬而有时消失。在曲折的发展中,两种斗争不可避免地又联合又重新分裂,让人捉摸不定。我的孤立因此更容易成为个人工作的借口,主观上是进步的必由之路。沉浸在感伤的情绪中,我把历史上的一些作者比作太空中的星星,认为各有各的光芒,各有各的优点,仍然是一个整体。古今人虽相隔万里,正如万壑奋斗,终将抵达人类进步之海。因此,尽管我们生活在20世纪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激烈斗争中,但我们的意识形态在19世纪末不可避免地止步于文学作家的写作意识领域。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和激烈性,使得大部分原本在学校就对政治充满热情的知识分子对政治敬而远之,他们超政治或者不关心政治,都不是真相。事实只是他们害怕和逃避火热的现实。我也是其中之一,但我也在文中宣扬了这种自由意见,认为它是清晰客观的。但是,正是社会的两面逐渐清晰,不允许旁观者的时候。我的头脑不再适合继续工作,但我不能停下来。再加上生活上的几次挫折,工作上的困境好一些,更严重的是伤寒、心虚、体力下降,于是思想情绪逐渐转为病态,头脑冷酷低能、亢奋。人生极其孤独,但体现在文字上又特别狂热。生活退到了书房极其狭小的角落,思想无拘无束,无边无际。在国内,有几千万人在为国家的生存和保护而奋斗,就是在我的村子附近,我们也能看到一群群壮丁,骨瘦如柴,躺在路边死去,无人问津。我写过一些奢侈荒诞的爱情小说。抗战结束和复员前后,中国成千上万的人都在期待一个新的社会原则,以各种方式同蒋介石旧政治的方方面面作斗争,团结成一条战线,行动起来,配合人民革命解放战争。我只是坐在一个方形的房间里,幻想着我的社交国度。完全脱离实际的思想组合,作品表面上是对和平的渴望,实际上不过是旧社会崩溃前夕知识分子的彷徨,字里行间充分体现出来。思想情绪的混乱也说明了一个事实,在大社会、大民族、全面解放的前夕,大部分老知识分子精神上不知所措,思想情绪处于混乱和矛盾之中,在分解和堕落的过程中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相似性。
北京和平解放了。这对历史和中新两国都极其重要。我在自己做的思想战中病倒了。我记得20年前写过一个小自传,提到30年前我刚到北京,把名字写在旅客簿上的时候,我在最后说,我会学到一个永远学不到的教训。这句话不打算在20年后的现在用,还是很正确很有意义的。我在学习。先学会肯定自己,再否定自己。
从现实中学习,明白现实是沉重的,复杂的,也明白一个人的身体和神经在巨大的挫折超过自己所能承受的之后是什么样的。我也理解比个人更具体。对一个人来说,深刻的理解只是千万个微小生物中的一个,极其微小。过去似乎还有一些思想,一些理想,一些对国家历史文化的热爱,鲜活的青春生活,对一切新鲜事物都充满了天真的好奇心和对人对事无与伦比的热情。反映到工作中,这些东西都照常影响着写作,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氛围,包括我,各种声音,色彩和活泼的生活,以及对四季四季气候的感受。如果你病好了,你将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对自己更深入的了解,通常只是充满了一种无解的悲悯。我记得阮籍的两句诗:“时光流转动人,冬去夏来复返。”从住处的窗口望去,向日葵正捻着一朵大花,转来转去。它经历了三次增长和萎缩。我以为我花了三年,学了三年。学习过程中体力稍有恢复,知识也随之变化。新的知识,也就是如果你过去知道这个世界,其实是极其无知的。
就是在这种奇怪的情况下,在党的帮助下,我的工作先被调到了历史博物馆,然后我进了格达。我在一个大约7000名学生的大团体中呆了十个月,然后我回到博物馆工作。越学越觉得自己无知。面对实际工作,只是觉得自己的知识面不够。但其他熟人一再表示,书本知识目前对你用处不大,你应该学点别的。从书本之外的东西,尤其是国家重要的政策文件和国家执行政策的情况中学习,对你特别有用。
一年来,许多文件都延伸到全国范围内讨论实践学习,这无疑极大地改变了现代教育理念和大学中高级知识分子的转型。就个人理解而言,《实践论》的重大意义并不在乎为扩大这份文件的解释而作出的无数延伸,而是着眼于其他千千万万的人如何从默默无闻的工作中真正实践,也就是这种工作和生活的实践,检查和纠正错误,然后继续发展和推广,坏的改进,好的更好。一切都离不开实践。在朝鲜前线,在西藏,在首都的一个小街道政府办公室,在大型矿山和工厂,在这里和那里,数以千计的谨慎、认真和负责的行动指导和补充了理论。成千上万的人从所有难以想象的困难中学习,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后者对于国家面貌的改变比知识分子的文章重要得多。
像这样的反复学习,让我对“政治高于一切”和“集体主义”有了更具体的认识,尤其是最近几天,我接触的几位年轻干部,党领导下的学习文化的精神超乎我的想象。学习一个年轻农民的工作经验和文化就像上一堂实际的政治课。这位农民在农村看着牛收集粪便长大,小学毕业前又做了一年银匠。后来他调到我家做饭,帮他学习。北京解放后,他加入了革命大学第一班。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河北省的一个半老区做农村工作。两年来,以广大的土地和人民为师,学习为人民服务,忠诚而谨慎地工作,我完全变成了一个新农民的典范。描写农村工作时,对人事的分析细腻、客观、周到,学习文化的精神远非在城市长大、在学校学习的大学生青年可比。让我明白,过去人类的再造,只是某些哲学家和作家的单纯幻想。理想虽然美好,但永远不会实现。只有将这一理想原则与政治现实相结合,才有可能。文化科学的进步知识,要想普遍提高和扩展,也必须依靠这种进步的社会系统,而这只能从某一步计划中实现。任何人类的进步预言和美好理想,如果放到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中,都可以通过人民的集体实践来证明是否可以获得和可行,是否有利于大多数人民。马列主义政治哲学中的诗词不仅浸透了文字,还能激励人们成为纯朴忠实的信徒和革命实践者,充满战胜困难的勇气和无私实践奋斗的热情,从而推动历史发展成为壮丽辉煌的史诗。只有从这里学会联系自己,我才能明白自己最大的缺点,那就是极度缺乏实践精神。而再学习首先要回到人民队伍中来为人民服务。
这篇综述是我过去六个月学习的报告。也就是说,我解放以来第一次对自己个人的工作思想做了初步的清算和认识,对所有关心过我,通过教育帮助过我,从远方听了一些不靠谱、不可信的谣言,但又想念我的亲人、朋友和读者做了一个报告。
一切从理解和爱开始。
.....手,不要开始。特别是很多书一定要放在手边,自由调用,就像过渡的人没有桥梁,因为掌握不了信息,任何理想的通行证都只是空的,无话可说!以前认为升官发财不容易,因为本事大的人都能做到。至于读书求知,为别人努力,总有希望。现在不太好理解。如果你有很强的能力,你就能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如果没用,什么都做不了。敦煌展两个月,可惜会场没见到你。摸索了四个月,对于中世纪艺术史的一个小部门来说,吸取了教训,明白了一些问题,不广泛,不深入,但是遇到了一些需要清理的问题。
再发一篇文章看看。这是关于技术的。无论你用它做什么,它都是不可用的。我期待它回来。我抄了十几遍,还是一堆废话。有些观点不错,提出了一个问题,但在普通编辑看来,会觉得不够政治化。
我读书不专,杂而不纯。我最大的弱点就是有理想,不善于实践。不懂得赚钱,不懂得一般社交活动中的待人接物,工作中特别不善于与人合作,或者靠开玩笑唱歌联系群众。唯一的是我愿意学习,不自私,对人对事充满热情,经常在无私的情况下寻求对人对事都有利的工作。但在工作中,他其实永远只是一个失败者。不断学习,没有人学得好。一直用笔,你很难满意,只会形成对人所有的孤立理由。时代大变了。由于适应性不足,最后枯萎是非常自然的,不充分的,不充分的,不合理的。人的心灵就像一台机器,好好的就容易损坏。如果随意拆卸或者部分零件被破坏,就不容易恢复了。国家大,个人太小,这都不算什么!一个人是有极限的。我在各方面尽到了作为一个新国家公民的责任,从各方面学会了无私和有益于他人。举个例子,如果我的体力和神经还是因为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而被破坏,那我只能听他们的。我们常说时代或者历史,这也是时代和历史!
国家的根基已经建立,任何力量都无法移远。但是因为旧机构的破坏,一切都在重新整理,难免会有很多东西需要整理。但是国家一直在一天天进步,个人什么都不是!我在哥大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体力和精神都极差。听了李的发言,要是国家有面子,世界有面子就好了。什么是个体?说得好。我就是这样,学会了为人民服务,学会了为国家争面子,我在日复一日的沉默中活了下来。人很小,什么都不是!
你的工作怎么样?还是很忙很有条理?有意义吗?据我所知,很多人都很忙,但他们在工作中并没有能够提高效率。有些人甚至因为平时的学习方式而学习落后。说明所有的问题都是真的在探索,学习有待提高。整体规划学习并不是最合理的方式。我希望我能在工作和学习上多下点功夫,我能为我的国家多做几十年。凡事客观会让工作做得更好。
学习更多的文化需要额外的努力,也更有用。就我对问题的理解,从那以后记者的工作真的很重要。文化知识提高了,才能体现在观点、叙述、批评中。* * *同一个节目经常说“热爱祖国的文化和科学”“普及第一”,很多东西都要通过记者的文字来传达。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普通记者是完成不了这个任务的。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提升自己。比如对刊物的批评,对文艺的批评,对得失的检讨,更需要有远见的提示,经常向作者和领导提出具体有益的建议。等你年纪大了,吸收了广泛的知识,一定要放松兴趣,将来更有用。只有了解的范围很广,才有望了解很多部门问题的相互联系。尊重他人的成就,无私的鼓励,也是最好的、具体的爱国方式。因为所有的好处都是有感染力的,可以成长的,对国家的发展是有益的,有用的。如果一个个体只看自己,不关注其他,就很容易产生偏见,必然会被孤立。如果群体只看自己,就不能善于关注自身以外的人和事,就容易变得主观,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更麻烦,就是不自觉地破坏有用的设备。马列主义说,识人不易!
你为什么不写你的诗?应该再写一遍。最有用的是写短篇小说,新时代应该会出现一种完全新型的短篇小说,三两千字,最多五千字。一切都是新的。编写新的模型、变化、活动和发展。这部新的文学作品至今尚未问世。写小说好,就是对人客观,特别是理解人的善良。某种善良不适合在时代转型期生存,但适合无用更容易造成伤害。但是一个人的本质总是从善良中发展出来的。所有的文学都有一个深度,就是看作者对“人”的理解,和各种人结合时的情况,发展变化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要善于和他打交道,表现给他看。所有作品的伟大和深度都离不开表现和加工。目前看来,有政治觉悟就能成就任何事,其实不能。你要点别的,要有感情,要擅长合成和表演!这不仅是人生阅历和政治热情的问题,也是应该多方面培养的东西。需要厚厚的土壤才能发芽生根。也接近于提高人的本质的问题,这是抽象的教条和斗争经验无法达到的。我们要向一切优秀的作品学习,向一切文化部门学习,希望能拓宽阅读和学习的领域,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人、事和历史文化。
一切都是从理解和爱开始的,和人的主观从打击开始有很大不同。所以,生活会慢慢变得越来越丰富。因为除了个体之外,还有成千上万种不同的悲喜,在各种情境中存在和发生。当你真正接触到各个部门在文化历史上的成就时,你也会得到很多启发!
《文艺座谈会(二)》值得细读,它与社会历史发展相联系,作了新的延伸。作家和理论家需要它,也就是一个记者,要好好利用它。马克思或列宁,高尔基或鲁迅都赋予他们的作品以深刻的诗意。这是文化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一个伟大的组织者,或者说一个记者,能慢慢地把自己的工作与发展、与伟大的时代结合起来,一支笔自然要浸透诗一般的感觉。现在就来看看吧。这在文学作家和记者中太缺乏了。这种诗不仅作文好,而且真的很有思想!文艺座谈会上全是诗,可惜研究它的理论家或领导文艺运动的人都没能发展出这个文献。
这份文件的古典性,远比鲁迅的高尔基作品重要。
最近在报纸上看了一些诗,很痛苦,就是这样的诗对诗没有兴趣。如果你不把那些诗和下面的签名联系起来,没有编辑会采纳。奇怪的是,这些诗被作为诗歌出版,到处转载。上次光明日报有一篇批评诗集的文章,我看了也有同感。因为同样一文不值的诗随处可见,出版,流行。让人苦不堪言的不仅仅是作者作品的知名度,还有它的影响力。那么艺术或者思想不好的作品就可以自由发表,一些对国家有利的人的精力就在一种不可想象的情况下被消耗。这是历史,时代!虽然文学研讨会经常近在咫尺,被人引用,但毛本人和我们这些大众相距太远。如何把大量有用的能量转化为正常的工作,形成新的时代桥梁,让每一支有用的笔都得到更有效的利用,不至于白白浪费一个案子,是他意想不到的。无论是巴金还是张天翼、曹禺等等都愣住了,只有老舍一个人成了领军人物③,北京的云纹。很明显只有一个领导出现,再也没有老人用笔恢复了。年轻的新成果不断产生,领导作风还存在问题,需要改进。这些事情看起来不像是记者的事,但如果记者也是一个真正向下看而不是向上看的作家,他就会明白,他还是需要想办法打破这种沉闷的局面。
时代很热闹,文坛太平淡!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花费了数千人的劳动时间在武训传注册。你看过这部电影吗?目前,把武训传提出来进行综合研究,自然是领导层有计划的事情。但随着国家的大发展,在文学思想上的领先,我们可以用积极的鼓励和帮助的方法,有很大的包容和理解的态度,让以前会用笔的人得到真正的帮助和用笔的机会。如果只是长期批判武训,很多人并不了解他,少数人提起他甚至会说他属于鲁迅...比如有的人因为各种原因丢掉了工作,政治诉求也丢掉了,就认为是武训的再生,就是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批判,或者主观上有错误的结果。因为这个时代,哪里还会有军训?在当时,武训自然不能参加太平天国的革命。
至于现在的革命,哪个比得上太平天国?革命党人还是很自信的,但是比太平天国,感情不亲近。如果拿现在的人做培训,会更进一步。因为事情很清楚,你参与或者支持,你就活得好好的,但是你学了武术,你就倒霉死了。世界上还会有人学武术来找晦气吗?如果有人一直脱离社会发展的要求,那就要从认识入手解决问题。把过去的军事训练搞得跟太平天国一样,是完全错误的推理。但是,要让一个现代人相信所有现任党的领导人,并不难。一旦我们止于偏颇,摆脱了主观性,就不应该再把自己当成太平天国的英雄,也不应该把人当成军训来有意练习,一切都会不一样。
你喜欢音乐吗?写短篇小说,懂音乐就好。有一些相似之处,就是组织。音乐和小说也从这个过程中产生影响。政治上强调斗争,音乐上强调和谐。斗争是从矛盾中寻求共同点,和谐是从差异中寻求和谐与发展。只凭其差别,调解方法有一个一致性,还不如去理想。这真的是艺术!政治艺术的最高点,应该是指挥家和作曲家都能懂,都能务实,把各自的优势结合起来。我不想鼓励更多的新作品来取代武训传,从而通过艺术和娱乐来教育数百万人。仅仅通过解决问题来让成千上万的人学会阅读和复习,似乎并不经济。就算一个导演,一个演员,一个在坟墓里练武的被彻底骂了,新的优秀作品也不会凭空出现!
自然可能有更深层次的含义,我们根本不知道。但就学习而言,让我想起五年前写的一篇短文,就像预言一样。当时郑重提出艺术要从属于政治,但如何从属于,值得思考。更重要的是,政治设计师不关心人,也不关心我,他们懂得用设备解决问题,让人们善用长处而不抱怨。如果指挥交响乐,执事们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各司其职,各抒己见。从总体政治设计上,我们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的伟大思想就是这样运用到各个方面的,历史发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向前跃进的。
但在文艺问题上,对全国作家的动员讲话,似乎并没有组织成一个大的运动。希望会议逐渐好起来,也就是当领导真正重视的时候,领导的意义就像作曲,指挥乐队,很多事情都会不一样。目前很多人批判吴迅,但不知道吴迅是什么。就像赞美鲁迅一样,鲁迅的文章有什么优点?有些文章从来没有仔细看过。这也是一种考验,一种学习,世人认同的多,知道的少。
你了解一下武训怎么样?你看过其他电影吗?只听朋友说缺少符合时代需求的优秀影片。但一方面,仍然有很多热钱投资新电影,其中一些可能比武训传更糟糕。公益片是以一种排他的方式存在的,还没有找到获得更多合作的方式。局长没有想到,国家权力还是属于人民的。电影制作还有很多方面,比如文教短片,还是会在国内外发挥作用,靠教育观众赚钱!如果你不从各方面计划,你自然要等待杰作,否则它将反映梁山伯的故事。昨天在人民日报上,我正式谈了牛郎织女,可见新鲜事太少了。领导人自己也要回去。牛郎织女的故事我想不通,神话传说我当然想不通。没有教育效果。其实过去30年的历史短片、文化片、小说,还是有很多可以选进短两三卷的。对于这些作者来说,这是一部事半功倍的统战作品,对他们来说是极大的鼓舞!那么没人会考虑经济问题。关于武训传的讨论仍然占据着报纸宝贵的篇幅,所以很难说!也许我们知道的太少了。事实上,有数百个大革命的历史剧本正在排练。
我每天在这里上班下班,从早上七点到下午六点,十一个小时。就公务员而言,只是越来越平庸的公务员,其他的没什么可说的。生活是一个可怕的平板,不够阅读。真正值得一读的,是那几十万在炮火下奋力捍卫中国大门的志愿者们。我们应该向这些英雄致以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