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订的《全宋体》

历代编集是“文章之衡,作品之源”。由于卷帙浩繁,难以保证达不到,甚至有“一真百假”的嘲讽(分别见《四库总目录提要》、卷186《总集序》、卷187《乐府诗选》、卷188。《全宋文》出版时,很受欢迎。《巴蜀版序》中提出:“文章的收集不可重复,体例要严谨,作者和作者的传记不可有误,版本要充实稀有,校勘要细致,标点要准确。”每一个都不容易完全做到。从全宋出版的50卷来看,“选辑不当、收藏不当、编排不当、风格各异”(曾枣庄《论全宋》,389页《宋代文学与宋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的情况不同程度地存在。学者们在使用中也发现并提出了一些问题。如浙江大学老教授徐贵先生,一生研究宋史,其《苏阳集》校勘字近四万字。作者还写了范仲淹、俞京、周等全宋校勘文本约三万字,送给主编参考。难能可贵的是,《全宋文》的编辑们以此次新版为契机,对前50卷(新版分为100卷)进行了很大程度的修改。

一是宋代作者的增删移并。新增作者92人,如、艾英、张全草、、程、柴羽西、刘石、何赞、、释楚、。显然是用新专辑的失文补上的。原来有30位作者被误转载或不详,已被删除或合并。如杨弼、杨云、田阳、赵昌、李梓、赵禅、盛良、魏勇、寇达、张安石等,都被淘汰了。根据实例,对不适合原出生年份安排的进行调整,增加排序“定位”。如原1卷36中的刘载(913 ~ 983)和胡萌(915 ~ 986)因出生年月早于徐铉(917 ~ 992)而被调整到同卷13卷之前。同样,寻梅、刁岳、薛秋等排在第一位,孙堪、张兵、蒲有智、石等排在第二位。其次,需要对收藏的歌曲作品进行增删转,原理同上。宋散文的排序调整比作者更麻烦,因为每一个例子还规定了按文体排序和大致的写作时间。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调节,因为微电脑操作,方便多了。第三,诏令、奏折最初是从史籍中记载的,大部分是无标题的(封号)。老版本的编辑已经起草了标题,但如果这次发现不准确,已经根据内容酌情重新起草或修改。第四,对旧版本中的错误、错别字进行了逐一更正(根据刘林老师提供的“修改说明”)。这种精炼、严谨、朴实的学风值得发扬。特别是两位主编,不仅制定了编纂总规和业务工作规范,而且率先垂范,身体力行;他不仅承担了一定的校对任务,还对稿件进行了严格的逐条检查和审核。他甚至还为外国学者的校对手稿“打工”,挑毛病,改错误。例如,《宋·文琪》就是校对员根据影印的《四·Ku》的格本进行校勘的。刘麟先生在校阅文稿时,根据清代孙兴华先生编纂的《宋静文集》(22卷)删减和补充了100余篇。另辑佚70余篇,补记200余篇(据方:实为葛斯版宋)这与有些文集的编者只是挂名,不参与编辑,不审稿,只知个人名利有关;面对铺天盖地的批评和数以万计的错误,避而不医,拒不补书,甚至强词夺理的态度大相径庭。

据笔者所知,《宋全集》是十二年前编的。让我担心的是,最后的130卷(也就是新版的101 ~ 360卷)和前50卷一样被修改了。我希望这是人们的忧虑。因为在过去的12年里,出现了许多大型丛书(如续编《斯全书》、《斯目录丛书》)、地方志(如《中国分省地方志集成》,现存地方志约有8000种,编辑原来调查的只有2000种) 海外文献的回归(如日本西藏和中国的稀有地方志丛书)和出土文献的出版(如新中国的出土)当然,这大概应该是整个宋代补编的任务。 作为一个一直关心《全闻松》出版并较早使用其前50卷的读者,我热切希望《全闻松》能广泛吸取学术界的意见,尽快着手编辑《全闻松校正》。

此外,传记的文风虽好,但编撰难度极大,仍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25年前,我去拜访唐圭璋先生,我问他:“为什么宋词传记这么短?”唐老的回答颇令人意外:“写得越短,错得越少。”多么睿智的人的话语和经历。在当时的信息条件和困难情况下,可能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但其实在现在的信息条件和技术手段支持下,是可以也应该写得更好的。

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在编纂《全宋文献》的过程中,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学术梯队,产生了一大批令人瞩目的相关成果,如吴洪泽主编的《宋代年谱》、刘林主编的《黄庭坚全集》、主编的《范仲淹全集》、《地中纪声》(以上均为四川大学出版社)等,均附有名称索引。同时也找到了自费出版学术著作的新途径。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以其人才、成果和经验成为国内外最富有的宋学研究中心之一,学术潜力方兴未艾。应该说,这条漫长而灿烂的学术之路,是从《全宋史》编纂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