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外培训机构如何野蛮生长?

十几年前的补课大多是化妆。今天十个学生有九个在补课,差生在补课,中学生在补课,学霸也在补课。Xi的中小学生课外培训负担越来越重,家长们也在抱怨高昂的培训费。

校外培训机构有什么魔力?他们是如何从野蛮生长中获取养分的?

“小升初”催生的“奥数热”

刘胜玉的孩子现在上一年级。孩子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班上有同学报了奥数班。他觉得孩子太小,不能报名。当刘胜玉和一个朋友聊天时,他得知导演的孩子也在奥数班。导演说,不上去怎么办?虽然不缺升学的学校,但是好的学校从培训班招收优秀的孩子,孩子入学后会自卑。

当孩子上四年级下半学期时,刘胜玉给孩子报了奥林匹克班。这个躲在友谊路的奥数班,占用了三楼10多间教室,打着“XX英语培训班”的幌子,应付教育部门的检查。一学期下来,学费3200元,孩子还是排名靠后,于是刘胜玉把孩子转到了另一个奥数培训班。“教得好不好,关键是老师有办法。”经过一番打探,刘胜玉被打动了,虽然每年的学费超过1.6万元。五年级以后,老师问他,有五个名校的尖子班,费用将近翻了一倍。你能进去吗?看着孩子们去上奥数课时疲惫不堪,刘胜玉拒绝了。

初高中时,一个48人的班级,有18名学生考上了名校。熟悉的家长告诉刘胜玉,他们都是奥数课用几套真题卷拼出来的。

“现在只要孩子面临升学,都会去上培训班。幼小,小早,初升,直到高考,都有相应的机构。”学生家长韩小平说,“存在就是合理的,意味着每个人都有需求。”

补习学校弥补了名校的“中考”。

尽管三令五申,但初中伊始总有一股“择校”的暗流,那些通过关系迈过的坎,很可能到了中学依然面临问题。小女士的孩子在安城南一所二等重点中学,一个班50个学生。根据高二上学期的测试,孩子依然没有摆脱全班10的排名。

小玉瑾说,老师长期治疗孩子的眼睛,让孩子失去了信心。初二下学期,在其他学生家长的介绍下,她和老公联系了一个学期两万五的补习学校。学校保留学籍,孩子一个月上学两次。

孩子们在那里确实取得了进步。小玉瑾说,补习学校的学习生活管理很严格,老师盯得很紧,孩子只能一个人学习。“这是原来学校没有的。我觉得这是孩子们进步的基础。”

“补习学校承担了重点中学后进生的培养,但名校的升学率与自己无关,自己从中受益。”培训学校的校长杨说。

补习学校有老师月薪8万

已从一家教育培训机构离职的陈告诉记者,在这家培训学校,培训老师按课时收费,一个很有能力的数学老师,曾经一个月讲课收入8万元。当然,这不是常态。“2014,最好的老师一年能拿30多万,整个陕西学区有10多。”

对于培训教师的来源,陈表示,一部分是聘请当地学校的优秀教师兼职;有一部分是招的大学生,这些老师没有教师资格证。培训学校通过人力资源招聘大学生,培训后授课,根据学生和家长的反馈进行考核。

陈还透露了很多课外培训机构吸引学生的“招数”:组织免费授课,收集学生家长的电话,打给家长;包装“名师”,以中考、高考点击率为宣传点,派名师讲课,吸引学生报名,但报名后名师消失,经常给孩子讲课的学生可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

往年培训学校收费都是收据,没有正规发票。后来有了发票,父母要求才开。培训机构涉嫌偷税漏税,饱受诟病。

培训机构充当择校热的“经纪人”。

目前Xi安的课外培训市场可谓“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一家培训机构的负责人赵倩坦言,在煤炭不景气的时候,一些煤老板也带着资本进入了培训领域。这个阶段有银行员工,也有各种做生意的人。政府社会培训力量,比如一些青少年活动场所,也参与课外培训机构。“因为这个行业有利可图,暴利。”赵倩说。

赵倩说,上世纪90年代末,Xi安的课外培训市场最初兴起时,针对的是班里的差生。当时参加培训班的基本都是学校的退休教师,属于教师。当时在学校一节课花了1元钱。如果代课才七毛钱,那么在培训班上,80块钱的代课,要两个小时。2003年是一个分水岭,一些移交给地方政府的国有分校、附属大学和私立学校开始崛起。一批从公立学校退休的著名校长、教师进入私立学校,成为办学主力军。2008年后,私立学校开始脱颖而出。这期间,课外培训市场的奥数热逐渐升温,培训机构开始充当择校热的“经纪人”。课外培训已经从学校教育的补充变成了必须。培训机构的学生分层明显,有专门接收五大名校学生的超尖子班。

目前,国家四部委已经联合开展了针对校外培训机构的专项治理行动。我们期待校外培训机构的“野蛮生长”能够得到有效遏制。

委员们热烈讨论。

补习教育是一个“大产业”

有的老师年薪200万。

“我发现现在有两种教育体系:一种是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组成的体系;另一种是补习学校,从补习数学、英语等课程到培训书法、钢琴等特长。补习学校这么受欢迎,我觉得有点不正常。”5日下午,师范大学校长杜卫在CPPCC独立人士座谈会上侃侃而谈。

杜卫说,6月5438+0日去北京的路上,他随机问了一些人,这些人都说孩子不去补习班,学习跟不上。”我听后,更加紧张了。在这种情况下,光靠一个主管的教育部门来改革肯定是不够的。因为培训机构都是工商注册的,这就成了市场行为。”杜维元引用了浙江当地的报道作为例子。一些培训老师的年收入已经达到200万元。

“有些家长为了不把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就把孩子送去补习班。有些家长为了省事,把孩子送去补习班。但严重的情况是,有的老师上课讲得不到位,只能到另一个班去收一笔钱才能讲到位。所以就出现了孩子不家教,学习跟不上的情况。”杜卫说。

“孩子们从周一到周日,从早到晚都很忙。即使是寒暑假,也有很多孩子从学校教室出来,进入各种培训班。孩子接触社会、家庭沟通、家庭培养等问题被忽视,身心健康也受到影响。”杜卫说。

“这个问题关系到千家万户,关系到下一代的成长,无法回避。虽然教育部门也出台了很多文件来治理,但我认为还是要综合施策。”杜卫说。

“补习教育现在是一个大产业,很多人都想分一杯羹。”一些成员接了电话。“不允许补习班,就换个形式,转入地下或者家里。这个问题的根源是升学标准太单一了。”清华大学的李稻葵教授说。

“补习热”的话题立刻掀起了讨论高潮...?

一组数据

我国中小学生作业时长为每天2.82小时。

是全球水平的近三倍。

2017 12 19,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平台“阿凡提”发布了《中国中小学写作业压力报告》。报告显示,近三年来,我国中小学生日作业平均时长从3.03小时减少到2.82小时,但2017最新数据仍是全球水平的近3倍。作为亚洲国家,中国中小学生作业长度是日本的3.7倍,韩国的4.8倍。

就我国不同地区的情况来看,黄冈、湖北、上海的学生日均作业时间最长,超过3小时,居全国首位。但三四线城市的学生作业时长逐渐与北上广保持一致。

报告还显示,近八成家长每天陪孩子做作业。学生成绩越高,家长花在作业上的时间越长。有7%的高中生家长每天花在家庭作业上的时间超过4小时。陪写已经成为中国父母幸福感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亲子关系的杀手。数据显示,3/4的家庭因为作业而“开战”。

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约6543.8+0.42亿人,家长数量翻了一番。如果算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和老师,陷入“作业”洪流中的成年人堪称浩浩荡荡。

此外,大量学生和家长陷入课外补习培训的“泥潭”。中国教育学会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中小学课外辅导行业市场规模超过8000亿元,参与人数超过65438+3700万。虽然各地存在价格差异,但“家教费用”在家庭支出中的份额不断上升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在此前的媒体报道中,有的家庭教育培训支出甚至占到家庭年收入的三分之二。

专家意见

学校和课外辅导机构要各司其职。

每个周末,孩子和家长都在补课的路上,而不是补课。为什么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是不是越少负担越好?应该如何减负?

中小学生的课业压力和负担从何而来?教育专家、Xi交大韩城基础教育园校长刘鹏认为,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稀缺,中考和高考有明显的选择性。但是,选择性考试必然会带来应试教育。最常见的是“双冷教学法”,即冷眼听课、布置作业(陕西方言,意为“不停”)。除了课外作业,家长还会主动花很多钱和时间找课外辅导机构,提前加强教学和培训。

减负喊了很多年,为什么减不下来?刘鹏认为,目前的减负措施存在几个误区:一是认为让学生提前离校可以减轻负担。事实上,缩短在校时间,把学生推向社会和家庭,只能给家长带来更大的负担;第二,我认为降低教材难度可以减轻负担。其实难的是试题。有人据此认为降低考试难度可以减轻负担,但实际上,一张缺乏难度的试卷会失去选拔考试的意义,甚至会带来招生的严重混乱。

那么如何才能科学合理地帮助学生减轻课业负担呢?刘鹏认为,一刀切的机械减负在实践中会成为一纸空文,最合理的方法应该是:学校要切实承担起学生学习的主导责任,不能缺位;课外辅导机构作为补充,承担的是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不应该越权。一定要形成一个共识,那就是私人补习机构不应该承担教育的主体责任,家长要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孩子的学习情况合理选择,千万不要盲目跟风。追求素质教育和应试效果的完美结合,是大多数家长的理想。